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社会，在专制等级社会里，生命的价值因社会地位高低而不同。今天，在民主社会里，绝大多数人都认同每个个人的生命价值应该是平等的，从而延伸出“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的理念。据报道，中国有些商人造假酒假药，发生毒死人的事故。把人命当儿戏当然是不尊重他人的生命的问题。不尊重他人的生命是一种罪恶。这种罪恶泛滥到今天这个地步。

　　纳粹德国在二战中杀死六百万犹太人。战后，德国政府不知道做过多少公开道歉，每年付给受过迫害的犹太人经济赔偿。在美国，1949－54年有个“麦卡锡时代”，许多无辜的人受到迫害。半个世纪过去了，美国的教科书中仍然把这个 “红色恐惧时代称为美国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，让后代了解美国曾经犯过的错误，教育后代不要重蹈覆辙。一个不忘记检讨自己过失的民族是一个勇敢的民族，充满自信的民族。我们如果不认真追究”文革“置数百万人于死亡的根源，就不能甩脱这一沉重的道德包袱，重建民族自信。

　　美国人特别看重个人信誉，从个人信誉又延伸到商业信誉。比如美国的大学在录取学生的时候，美国的公司在聘用员工的时候，都非常看重教师、教授给学生写的推荐信。因为大学相信教师教授的眼光，同时也相信知识分子洁身自好，不肯败坏自己的清誉，不会无中生有故意替学生吹嘘。一个教授如果信写得果真确实离谱，他的个人信誉必然大打折扣，他在学术圈内和社会上都将难于立足。

　　商业信誉更是一家公司的生命线。名牌产品和大百货公司都认真执行允许退货和售后服务。今年9月，福特汽车公司遇到整个一批“火石”牌轮胎的质量问题。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质量事故之一。福特公司决定召回所有有问题的轮胎，赔到破产也得赔。汽车公司因此背上巨额债务，但是保住了信誉。尊重自己的信誉，尊重客户的利益，才是商业成功的长久之道。美国有很健全的商业法律制度保护消费者的利益，但是法不罚众光靠法律制约是不行的。每个商人的个人品德更重要。

　　美国教授的个人信誉，公司的商业信誉主要是靠个人品德维系的。个人品德的培养需要有文化遗产道德信仰作为基石，代代相传。如果家庭和社会中的成年人做事以诚为信则内心踏实平安，做了亏心事会有抱愧感和畏惧感，那么儿童的品德教育就有轨可循有据可依，不大会发生信仰危机的问题。

　　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，道德信仰应该持续和稳定的。可是中国半个世纪以来，道德信仰的基石以革命的名义打得粉碎，文化传统断层的情况到了危急的关头。而最可怕的就是失去尊重，失去对他人的尊重，也失去对自己人格的尊重。而没有人格，是道德败坏最可怕的根源。中国近年来假货成灾，伪劣产品成灾，甚至假文凭假学位成灾。造假一方面是糟蹋自己的人格，否定自己的信誉，另一方面是对他人辛勤劳动换来的成果的践踏和侵害。还有一句话更可怕，叫做“宰熟”。过去强盗小偷都讲究“兔子不吃窝边草”，多少有点顾忌面子的意思。现在时兴坑熟人，骗朋友。“宰熟”固然比宰陌生人容易，可是这么一做连最后一点人格尊严也荡然无存了。一个社会全方位失去信誉，令人触目惊心。

　　近十几年来，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速度很快，出现了许多大款。有钱是否就能得到敬重呢？我常常听到发财的个体户、公私企业老板和政府官员在酒宴上、在娱乐场所一掷千金的故事，也常常听到影视明星置华厦买香车百万金不足惜的报道。可是，很少听到有哪位大款资助教育科研结构，或者向大中小学慷慨捐赠的消息。反过来，许多并不富裕的家长节衣缩食，甚至四处借贷也要给学校付出高昂的“赞助费”。我在大陆的许多朋友都是知识分子。有人说：“知识分子代表一个民族的良心。”如果这句话有点道理，他们对暴发户的看法值得听一听：大款当然有钱，我们工薪阶级是没法比的。但是，他们文化程度不高，生活习惯差，文明程度低。事实上，许多“大富翁”不但没有得到大众的敬重，有的甚至遭人鄙弃

　　美国历史上的大富翁有回馈社会的传统。比如洛克菲勒家族，经过三代人的经营富可敌国。耐尔森·洛克菲勒曾出任纽约州长和美国副总统。联合国的地皮是他们捐赠的，纽约州立大学所属的许多校园都是他们出资建造的。耐尔森死后，把宅第和庄园全捐给了国家。我去参观洛克菲勒山庄的时候，看到主楼的二、三层还有他的后人居住，据介绍，这些后人是按月付房租的。美国的新贵比尔·盖茨，2000年一年里给各种国际慈善活动捐出14亿4千万美元。华裔美国人王嘉廉做电脑非常成功，他给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一次捐款一千万美元，是美国历史上捐给公立大学最大的一笔款项。

　　维护自己的尊严要凭自制自律持重审慎。96年春，我和妻子女儿在巴黎小住，有一天我们从里昂车站乘火车去枫丹白露。三个人来回车票大约合美金二百多元。我们发现里昂车站是完全开放式的，进出车站月台没有检票口，没有检票员。在火车上列车员只是礼貌地报站名，提醒乘客到站下车，但是不检查乘客的车票。这趟短途旅行给我们全家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。每次回想起这趟坐火车不必接受查票的经历，我心中都十分感动。乘客的这份尊严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？是从每一位乘客的自制自律、持重审慎得来的。只要有一小部份乘客不自觉自律，钻空子贪小便宜，法国铁路当局必定得采取措施，查票是理所当然的事。

　　巴黎地铁的入口通道非常逼仄，还安装两扇一人多高的铁皮门，样子很难看。你把票插进去以后，门会极其快速地开启一次。如果不是身手敏捷，难保被门夹着。我对这样的设计非常气愤，一张车票才合美金一元，地铁当局为什么如此粗鲁待人？后来在巴黎第18区，看到地铁沿线的铁丝隔离网被剪开许多大洞，许多人从洞里钻进钻出，逃掉一张地铁票。地铁当局之所以修如此逼仄的入口瞬间变得可以理解了。同在法国，由于火车乘客自尊自重，连查票都不必；而不自尊的地铁乘客却迫使地铁当局粗鲁起来。

　　要赢得他人的尊重要懂得尊重他人。道理很简单，却常常发生误会。我在纽约接待过许多国内来的教育团体。有一次陪同一个代表团在他们下榻的宾馆用餐。一桌人敬酒罚酒大声喧哗旁若无人。这时，有侍者过来请求我们小声点。一位代表听罢火起，更大声地嚷嚷：“怎么？你们看不起中国人啊？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！” 我环顾宴会厅，轻音乐低低地回荡，其他客人的说话声压得低低的柔柔的。我为中国客人无知的激动感到羞愧，为中国客人对尊严的误解感到悲哀。美国人的举止行为，在自己的家和在公共场所有明确的界限。关起门来尽可以自由自在为所欲为。在公共场合首先要想到有没有妨碍他人，包括降低自己说话的音量。这表现出对他人的尊重和本身的教养，与种族歧视毫无关系。用发怒骂人来维护自己的尊严肯定事与愿违。

　　余秋雨先生《千年一叹》中日记第六九篇“我要鼓掌”是另一个误解尊严的例子。余先生在文中记录了他在伊朗的一个小经历：一群中国传媒人士蔑视当地民族的不同文化传统，违反伊朗法律，引起伊朗人民的反感，变成不受欢迎的人物。余先生特此述文对伊朗人表示愤慨。余先生不顾自己是在人家的国土上旅行的事实，不顾进入人家的国家以后必须遵守人家国家的法律这个简单的道理，反而以“杰出人士”自居颐指气使教训伊朗官员：不发展国家没有尊严。余先生对尊严的理解让我感到深深的惋惜。在21世纪，等级观念早已落伍了。我认为尊严和地位没有关系，文明是我们能尊重每一个人。可是余先生礼貌不对穷人讲，他的日记流露出很重的精英情结和等级观念。我憎恨等级观念，因为有等级观念的人不但自己心甘情愿地给地位高的人下跪，而且还要求地位低的人给他下跪。

　　美国政府在国际上耍霸权和惟我独尊是世人皆知的。可是，美国旅游局从来不忘记告诫美国公民，美国法律只到美国国界线为止，出国旅游必须注意服从当地国家的法律，违反当地国家法律惹出乱子，美国政府将爱莫能助。前几年，有一个美国小青年在新加坡破坏人家的汽车被逮。在美国，车子被破坏的事防不胜防，劣迹青年抓不胜抓，你去报案警察往往懒得理。逮到了往往也不了了之。可是按照新加坡法律，这个小青年应该受到4下杖责的惩罚。据说板杖十分厉害，8下就会有生命之虞。这么重的惩罚使得美国舆论哗然，克林顿也只好顺从民意写信给新加坡政府请求宽恕。我佩服新加坡政府就是不买账。据追踪报导，犯事的小青年最后的确接受惩罚，杖责后马上被送进医院治疗。

　　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和爱护生活环境体现一个人的道德形像。尊重公德要求我们既尊重自己又尊重他人。我在美国念过四所大学，访问过的更多。学校教学楼内外，地板和桌椅一样干净。学生常常坐在走廊的地上等待进下一节课堂。就是坐在楼外的台阶上，或躺在草坪上都不会脏衣服。纽约的中小学，一栋教学楼容纳二三千学生是很普遍的事。学校里的清洁程度和大学也差不多。保持公共卫生，不是靠多花点钱多请几位清洁工能做到的。试想一天中，如果每个学生扔一片纸屑，吐一口痰，会是什么局面？[1][2][3]